郑万钧与毛主席握手
大家是否知道,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珍稀植物彩色科普影片叫什么?答案是《水杉》,由湖北电影制片厂于1979-1981年拍摄。水杉命名者之一的郑万钧为本片科学顾问,与水杉发现有关的科技工作者均为影片“演员”。
郑万钧,我国著名林学家、树木分类学家、林业教育学家,中国林业开拓者、水杉命名者之一,新中国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为院士),发表植物新科1种、树木新属4个、植物新种138个(含变种),主编巨著3部。1962年,郑万钧调入中国林科院,历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
1975年,郑万钧在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工作室与学生向其柏教授、傅立国研究员交流《中国树木志》编写工作
发表水杉新种 轰动植物学界
今年是“活化石”水杉发表70周年。为水杉定名,是中国科学家的伟大贡献,也是郑万钧对植物学的重大贡献。
1948年,郑万钧与胡先骕联合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宣告“活化石”水杉的科学发现,轰动了当时整个植物学界,被誉为20世纪植物学领域最大的科学发现之一。
早在1943年,原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国林科院前身)技正王战,在科学考察途中,得知四川万县磨刀溪(今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集镇)有一株“怪树”,便前往调查采集标本,将标本标号为“王战118号”,并初步认定为水松。
1945年,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吴中伦到中央林业实验所鉴定标本。王战取出“118号”和两个球果与吴中伦讨论,两人难以定夺。于是,王请吴转交给同在中央大学的郑万均鉴定,郑万钧当即断定绝非水松,应为新属。
为慎重起见,1946年,郑万钧3次派中央大学森林系技术员薛纪如前往磨刀溪采集完整标本。由于当时中央大学文献资料有限,郑万钧亲自用拉丁文对其做了详尽描述,之后连同标本一道寄给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托其帮忙查阅文献。
1947年,胡先骕从文献中查得,该植物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在日本第三纪地层中发现的水杉化石种填十分一致,遂与郑联名将其定名为水杉属和水杉新种,学名为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并于1948年发表论文。
水杉发现的科学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活化石”,是中国珍稀孑遗树种。在我国未向世界公布发现活水杉之前,许多古生物学者都认为早在200万年前,水杉已在地球灭绝,要想了解古老而稀有的水杉,只能到化石中寻找它们沉睡的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林业部将水杉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树种。1973年,在水杉原生古树分布较为集中的原利川县设立利川水杉母树管理站,专门从事境内5746棵古水杉的保护和无性系繁殖研究。1978年,水杉繁育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如今,我国北起辽宁、北京,南至两广、云贵高原,东起东海、台湾,西至四川盆地,均栽培成功,并成功引种至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水杉还成了和平、友谊的象征。1972年,周恩来总理出访朝鲜,送给金日成水杉种子2公斤,水杉在朝鲜平壤生根;1978年,邓小平访问尼泊尔,赠送水杉苗2株,栽培在尼泊尔皇家植物园;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把他心爱的游艇命名为“水杉号”。
郑万钧审阅文稿
凝聚毕生精力 编纂科学巨著
编纂《中国植物志》,是中国第一个科技远景规划。这是一部包括125册、近400位作者参加编写的科学巨著。郑万钧负责编写《中国植物志》第七卷(裸子植物)。
裸子植物是郑万钧的主要研究方向,在此领域,他独树一帜。
编写工作开始于1959年,1977年定稿,1978年出版,历时近20年,凝聚了郑万钧毕生研究我国裸子植物之精髓。他查阅了近200多年来的有关文献资料,到全国各省(区)植物的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查阅鉴定标本近30万份,找到了我国几乎全部裸子植物种模式标本的原产地标本,对前人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订正了中外学者误定的新种及鉴定错的种,做到了“废得有理,立得有据”。
著作出版后,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加坡大学植物分类学教授耿煊说:“书中记载详尽,引用文献极为齐全,尤以插图甚为精美。此书将现时所知有关中国裸子植物之知识包括无遗,诚为极有价值之文献。”美国农业部曾组织专家翻译全文,送发很多国家。著作于1981年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裸子植物分类系统——郑万钧系统。此系统至今仍在国内植物园、树木园等地广泛应用。
1978年,郑万钧开始主编《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中国树木志》两部巨著。他组织全国200多个单位、500多位科技人员,用3年时间总结了当时我国林业生产中210个主要树种的造林技术,包括每个树种的形态特征、分布、生物学特性、造林技术、病虫害防治、木材性质和用途等方面。迄今为止,《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造林专著,1978年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随后,郑万钧又组织编写《中国树木志》,亲自撰写树种各论之“纲”——中国主要树种区划。此时的郑老已年过古稀,并受高血压、痛风、糖尿病、贫血、脊髓炎等多种疾病的困扰和折磨,因此他总是担心时间不够用,总是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带病审核修改第一、二卷,有的章节修改一遍又一遍,甚至完全改写。要知那是没电脑的年代,两卷,近400万字,全靠手工一一审核,得费多少心血和功夫。
后来,他病倒了。住在医院的他不停地打听《中国树木志》的编写进程。1983年7月25日,郑万钧与世长辞,最终未能与他心心念念的巨著见上一面。
20世纪50年代初,郑万钧应邀在日本召开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上作专题报告
重视野外科考 首倡适地适树
在郑万钧去世25周年、水杉发表60年时,中国林科院主编了《郑万钧专集》,同为首批学部委员的吴征镒先生在其序言中如此写道:“郑老的一生,给人们留下的不仅是科学财富,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郑老的治学特点,我想有两个字:一是勤,二是苦;还有两句至关重要的话:一是名师指点,二是勇于创新。”
在近60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前20年,郑万钧野外科学考察十分频繁,足迹遍及了全国主要林区,大渡河、雅砻江、青衣江、岷江等地,甚至连汶川、茂县等如此偏远之地都留下了他考察调研之脚印。
20世纪30年代,国家战乱、经济凋敝、交通极为不便,郑万钧到西康东部、四川西北部,调查高山云杉、冷杉等针叶林的区系和分布;到浙江诸暨调查香榧、油棉栽培情况;到江西庐山、四川峨边、浙江龙泉、湖南宜章等地调查杉木、高山针叶林、天然林及其树种组成、分布和生长过程;到天目山、天台山、黄山探索高山针叶林分布规律。
为提高工作效率,他还创造性地运用路线调查法、标准地法和标准木法,积累了大量标本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对川西高山针叶林的组成、分布的论述》《莽山天然林对涵养水源的重要作用》等文章,至今仍具重要参考价值。《浙江维管束植物》一直是编写浙江植物志的重要参考文献。他发表的天目木姜子、黄山花楸等数十种树木新种,丰富了华东木本植物区系成分,不少研究成果被收入林学泰斗陈嵘编撰的《中国树木分类学》中。郑万钧所写的我国较早的《西康东部森林的考察报告》,成为他在法国图卢兹大学科学博士论文《中国四川及西康东部的森林》的基础,深得博士指导教师的赞赏。论文出版后,得到了当时中央大学教授、地理学家任美锷的大力称赞,特著文推荐,指出不仅是对林学的贡献,也是对地理学的贡献。
郑万钧创立了实验森林地理学、实验树木学,以动态观点研究森林生态,为造林、营林和林木生长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数据,是适地适树首创者之一。
中国林科院院长郑万钧(中)、副院长吴中伦(左)、副院长王恺(右)合影
理论指导实践 科技改变林业
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教育要为国家、人民、林业服务,是郑万钧重要的林业学术思想。
作为教授,他常带学生去山东、江苏、安徽、广西等林区开展调查实践。作为南京林学院院长,他组织气象、土壤、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经理等学科青年教师,去福建杉木中心南平溪后乡蹲点,分析杉木人工林丰产与多种环境因素和造林技术之间的关系,提出杉木造林宜林地选择和造林技术措施,为我国南方营造速生丰产林提供普遍指导。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林业组副组长,他全力以赴,组织制定《1957-1969年林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任南京林学院院长期间,他受中国林科院委托,组建南京林业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并兼任所长,为中国亚热带地区的林业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郑万钧调入中国林科院,先后任副院长、院长。他一再强调,要坚决贯彻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一切工作要从调查研究入手。
鉴于中国森林资源贫乏,木材短缺,他特别重视速生丰产林技术措施研究。1966年,他赴南方省区了解速生丰产林科研情况,先后到广东台山了解湿地松种子园建设,到开平调查马尾松飞播造林,到电白博贺港了解木麻黄人工林速生丰产经验,到湛江雷州调查桉树良种造林经验,到广西、湖南、湖北了解省区林科所科研开展情况。白天考察,晚上座谈,连夜撰写考察简报。
1982年,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上,他作了关于加速实现林业现代化和林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几点意见的报告。他再次指出,林业科学研究要走在生产前面,要为生产服务;要建立规模较大、学科齐全、布局合理的林业科技研究体系,要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林业科技队伍;林业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要相对稳定,要有固定的试验研究基地;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要加强科学研究大协作,大力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要办好现代化林场,加强技术管理、生产作业机械化等工作。
【人物档案】
郑万钧,1904年生于江苏徐州。1929年,应聘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学研究员。1939年,被选派到法国图卢兹大学森林研究所学习,获科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云南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兼森林系主任。1948年,和胡先骕发表“活化石”水杉新种。
新中国成立后,郑万钧先后任南京大学农学院林学系主任、副院长,南京林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62年调入中国林科院,历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中国林学会理事长等职。主编《中国植物志》第七卷、《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中国树木志》一卷和二卷等巨著。(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2018-09-17 作者:王建兰 王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