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希

梁希，中国卓越的林业科学家、林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林学和林业的杰出开拓者，也是南京林业大学历史的重要奠基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林业教学和林产化学研究，是中国林产制造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后为林业部）首任部长，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一、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林学会理事长等职务。

梁希先生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爱憎分明，刚直不阿；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学识渊博，造诣精深；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是一位优秀的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毛泽东主席与梁希交谈

从武备救国到献身林业

梁希，字索伍（后改为叔五或叔伍）。1883年12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今属湖州市郊区）的一个书香望族。梁希自幼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曾有“两浙才子”之称。1899年考中秀才，时年16岁。

梁希幼年受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面对清政府丧权辱国、民族危难之际，萌生爱国救民之心，于1905年报考了浙江省武备学堂，学习西方军事，走上了武备救国之路。后被资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

1905年梁希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在《民报》上不断发表诗文，挞伐腐朽的清王朝。

1911年辛亥革命后，梁希满怀救国热忱，于1912年停学回国投入民主革命浪潮，在浙江湖州军政分府从事新军训练。不久袁世凯篡夺革命领导权，军政分府撤销，新军裁编。梁希的武备救国之梦顷刻破碎了。他再度去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此时，因不甘受日本学生的侮辱和歧视，愤然离开士官学校，于1913年改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攻读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从此梁希变军事救国为科学救国，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大转折。

梁希从步入林业大门那天起就孜孜攻读，取得了优异成绩。于1916年7月，毕业返国。当时北京政府选派他前往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市）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因不愿参与日方滥伐我国森林的行径，仅一个月就忿然拂袖而去，奔赴北京就职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走上了林业教学岗位。从此他为培养中国的林业人才担当了33年的园丁，为林业教育与林业科学研究，献出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才智。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是民国初年建立的一所设有林科的高等农业大学，即今日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的前身。梁希在该校任教授兼林科主任(相当系主任)，讲授《森林利用》、《林产制造》和《森林工学》等课程。林产制造学科在我国是首次开创，并筹建了中国首个林产制造室，开展实验教学。他在该校任教7年，培养了很多中国早期的林业人才。

梁希在年届40左右，为了直接借鉴德国的先进林业成果，更好地改进林业教学，于1923年1月，自费前往德国萨克逊森林学院进修林产化学和木材防腐学，历时4年。

1927年9月，梁希从德国回国，仍回原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该校已于1926年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梁希任教授兼森林系主任。

后因不堪忍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于1928年初离校南下，去浙江大学农学院就任该校森林系首任系主任，仍兼授林产制造化学等课程。5年后又因不堪浙大校长对其施加政治压力，于1933年毅然辞职，去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调任林垦部工作。

梁希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使林产制造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梁希既注重教学，又坚持结合教学开展科研。他认为科研是教学之根本，教学不与科研相结合，就不能接触实际，探索新鲜事物而有所创新，就会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思想凝固僵化。在浙大农学院时，就带领助教进行松脂采集试验；在中大农学院又亲自设计、制成整套试验设备，并进行了一系列林化方面的试验研究。在提取樟脑的试验中，取得了高于日本东京大学的樟脑得率。

1937年，梁希（中）在南京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时与学者们的合影

梁希培育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各省（区、市）差不多都有他的学生。鉴于梁希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卓著成就，1942年当时教育部批准梁希为“部聘教授”，（“部聘教授”学校当局无权解职和辞聘）。1944年中华农学会设置了“梁叔五先生六十寿辰纪念奖学基金”。

愿将鲜血荐黎明

抗日战争之前，梁希在教学事业上，虽取得了很大成绩，培养了大批林业人才，对我国林业发展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大量事实告诉他，仅靠教育救不了国，靠科学也救不了国。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不久就占领了大半国土，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而迁都重庆，梁希所从教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亦随之迁往重庆沙坪坝。

梁希到重庆初期，一心埋头教学，想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把教学工作坚持下去，为国分忧，为抗战贡献力量。可是政治与时局却使他感到茫然。当时的重庆反动势力猖獗，阴霾笼罩，令人窒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忧虑的问题。中央大学一些关心时局的教授，时常相聚议论形势，并与驻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联系，还常去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听抗战形势的报告。梁希当时是《新华日报》的热心读者，他还通过地下党组织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及《新华日报》社的一些同志多次接触，搜集了许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他手不释卷，认真阅读，思想豁然开朗。他对一些朋友说：“中国有灯塔了，中国有贤相了，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什么力量可以拯救中国？梁希当时意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马列主义。梁希对时局认识的转变，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

1939年，梁希参加了由周恩来、潘梓年指导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并被委任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

1941年初，国民党为了消除异己，背信弃义，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皖南事变，梁希得知后心情沉重，日夜焦虑，毅然提出了奔赴延安参加抗战的要求。后来组织上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未同意他前往。也就在皖南事变后的一个夜晚，他机警地冒着莫大危险掩护了一位受警方追捕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梁希是一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家。1941年，他把自己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体会，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了《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的哲学论文，用以说明森林发展规律。这篇论文是中国学术界用马列主义论证林业工作的首创，受到中国共产党内外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和赞扬，周恩来同志评价它是自然科学家联系实际的良好开端。

当1943年12月28日梁希60岁寿辰时，《新华日报》社为梁希举行祝寿酒会。到会的有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周恩来在祝酒时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这天格外兴奋愉快，他无限感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此后，好象有股巨大无比的力量促使他更加辛勤地工作、学习，准备迎接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1945年2月，重庆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草拟《陪都文教界对时局进言》，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反独裁，争民主，要求成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梁希在《进言》上签了名。这使国民党右翼极为惊恐，写信劝说梁希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梁希复信说：“名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备承关注，谨表谢意。”没过几天，国民党当局又派人来征求梁希愿否共掌农林部？如不就，又愿否当浙江省参政会的议长？梁希婉转回答说：“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的大事，岂不耽误大事？”利诱不成，它们又派特务短枪实弹分立梁希门旁，仍让梁希登报否认签名之事。梁希毫无惧色，凛然正气，严词以对，愤然拒绝。特务只好灰溜溜而去。

在梁希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中央大学森林系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层出不穷。当时人们称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1945年底，抗战虽已胜利，但当时的国统区仍是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局面混乱不堪。作为从不被统治者重视的林业更是萎靡不振。1946年元旦，梁希应邀为校刊《林钟》写了一篇《复刊词》。他怀着对当局的巨大愤怒和对林业事业的满腔热情，响亮地提出了脍炙人口的战斗召唤：“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林钟是我们的晨钟，林钟是我们的警钟，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唤起社会，觉醒政府，警告脑满肠肥、醉生梦死的人们”，“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靠徒弟徒子徒孙打下去……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林钟！”梁希提出的这种像愚公一样打林钟的精神，不但是他自己为林业事业要奋斗终生的精神写照，也是他向全国林人们提出的殷切希望。他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这一名言，多年一直传诵不衰，成为林业界人士憧憬向往的奋斗目标，对绿化祖国，消灭荒山，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的回迁，梁希于1946年夏回到南京。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国统区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恶化，爱国民主运动日益活跃，人民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美、反蒋斗争高潮。梁希作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多次爱国民主运动，态度鲜明地“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他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支持爱国同学的正义斗争。

1948年，在一次南京大中学生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万人营火晚会上，梁希不顾特务捣乱破坏，不顾个人安危，大声鼓励同学们：“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要到来！”会后，他做了可能遭到特务暗害的思想准备，当夜濡墨写下一首《七绝》，抒发了他为新中国诞生而甘洒热血的大无畏革命情怀：

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

起看星河含曙意，愿将鲜血荐黎明。

有人劝说他为了安全是否托病休养一段时间，他却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铮铮铁骨，气贯长虹。

1948年11月梁希写了一篇专论：《科学与政治》。他指出：“科学工作者想逃避政治，政治却时时刻刻紧跟着科学工作者不放。它渗透到科学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人的每根毫毛。”他提示“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过问政治，讨论政治，必要时改造政治，改造到它适合于科学的需要呢？”当时的梁希，已摆脱了旧知识分子旧观念的束缚，变成了一个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的新型知识分子。 </p243